在思想禁锢的年代里，谈“性”色变，性学曾经是不能涉足的禁区。 但现在大家都已经公认，中国人的性观念越来越宽容；人们对性的话题不再讳莫如深。近年来，一些机构和专家学者在媒体及公开场合发表了不同的性学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得出了一个个令人瞠目的结论，成为人们在家庭中或小范围内热议的话题。

 

    不过，这些数据和所谓的研究结论真的是可靠的和科学的吗？相信这样的结论又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惊人数字产生轰动效应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去年11月在广州举行了一场性学报告会，她在讲演中引用的一组调查数据令台下听众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她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她曾在北京做过调查，发现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仅占15.5%，前两年上海计生委公布在婚检中得到的数据，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已经占到69%，“一年以前我在网上看到广州女性的这个数字更高，有86%，单从数字上直追西方性解放水平。”

 

    李银河接着说，这个数据的准确性仍然有待证明，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童贞’观念趋于淡薄。”当她讲到这里，会场上一阵哗然，接着不少台下的听众开始小声地议论。

 

    在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中说，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位列全球之冠。这一统计数字在国内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其真实性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而在2005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却又显示，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为3.1人。两份报告时隔一年，数字一下子相差了6倍多，这不由让人怀疑其数字的准确性。对此，杜蕾斯的负责人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是说开展的调查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是委托专业公司统计制作的报告，但却没有透露更进一步的细节。

 

    对于中国男性ED（勃起障碍）患病率的确切数字，医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国内两位性学权威在一次男性健康论坛上，同时公布了各自调查的ED患病率。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显示，男性承认自己有勃起障碍的比例为5%。而由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朱积川教授主持的流行病学调查则发现，中国40岁以上男性的ED患病率为40.2%，两个数据也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晓年对去年中国人性健康状况进行了网上调查，结果是近半数男性已婚者出轨，中国1/4女性感到性生活不幸福，近半数女性表示可以接受长期无性的生活。在男性已婚者中，有过婚外性关系的占47.4%，经常保持的为13.5%，分别比女性高5和6个百分点。

 

    这样的调查统计结果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32岁的张红影是广州某建筑公司的行政经理，一次在家里跟她的爱人聊天时，说起婚外情的调查数据，两人差点闹到不欢而散。她说：“本来两人好好的，后来我提到有统计数字说过中国一半的男人有过婚外性，所以说男人只能相信一半，但是他说他看到广州女性八成多有婚前性行为，这个世界没有几个纯洁的女人，接着我们就吵起来了。”

 

    科学不是儿戏

 

    在重庆举行的首届国际性医学国际论坛上，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民教授介绍了一个由美国学者提出的“性频率公式”——“性爱频率=年龄的首位数×9”；该公式适用于20岁以上的人。套用公式，一个20多岁的人，他（她）的性爱频率是2×9=18，也就是说适合他（她）的性爱频率为10天内过8次性生活。一个30多岁的人性爱公式为3×9=27，也就是说他（她）适合在20天内过7次性生活。

 

    这番阐述也引起了轰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姜辉教授表示，每个人都会通过一些相对较科学的调查得出一些结论，但很多研究都属于“盲人摸象”。他说，上述这个规律公式其实并不是定论，只是一家之言，其科学性、普遍性都需要实践来检验。在目前大众对性健康知识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公布一些“标准”就可能在人们的意识中造成一定的混乱。

 

    对于不断涌现的很多数据，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广东性学会副会长朱嘉铭持审慎的怀疑态度。他说：“有些数字不能轻易相信。”他对记者说：“杜蕾斯公布的两个数字中，据说今年的经过了处理，如果数字可以经过处理，那么高也行、低也行，这样有何意义？作为商业机构，把数字拉高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关注，这是带商业性目的的炒作。也可以说，这是拿科学当儿戏。”

 

    对于很多在网上进行的性调查，朱嘉铭表示，网上调查结果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社会学研究的数据，其来源必须说明是从网上得来的，不能称之为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这种统计的局限性很大。在懂电脑、会上网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生。从网上收集的数据，不少是这些人的答复，其中不乏胡乱作答的部分。这种调查丝毫没有代表性，更不能代表整个社会。”

 

    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殖研究专家朱伟杰认为，近年报刊发表的文章主要在性医学、性社会学、性心理学和生物科学领域，从总体而言，大部分文章的见解或结论是客观的，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但是，由于性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对学术、社会和经济利益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提法或“结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或片面性，使得其学术意义大打折扣，甚至有的存在很大的失真，从而缺乏可信性。

 

    公布性学研究结果与数据应自律和进行监管

 

    过去“性话题”处于禁忌之列，如今勇敢的性学家们抛弃了种种偏见，敢于言说，对于转变陈旧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性研究中的错误信息有可能产生误导社会的严重后果。因此，应对公开发表直接涉及大众性行为和性健康的研究结果与统计数据进行必要的监管，以保证其具有科学性，避免损害公众的利益。

 

    有位知名的性学专家最近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越年轻的男人吃壮阳药越多”。朱嘉铭对此便提出了质疑。他告诉记者，在这个结论的背后，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出处和根据。这位研究者在调查统计时，问卷是这样表达的：“现在，许多食物、营养品、补品、药品都可以壮阳（补阳）或者滋阴（补阴），在最近的12个月里，您吃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只吃过一次也算吃过。）”朱嘉铭说，食品、营养品跟壮阳药绝对是两码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民间传说韭菜有一定壮阳功效，但是一年吃上两三回韭菜，跟吃上两三回伟哥，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以，普通老百姓对于这些数字，也要擦亮眼睛，动脑筋想一想。”

 

    他说，统计分析必须恰如其分地反映现实。不科学的数据，可能人们会相信一时，但过一段时间就会使这类数据的提供者威信落地。科学工作者要经常否定自己的结论，今天否定昨天的，数据才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推敲。

 

    广东省性学会一位负责人介绍，科学的性学研究数据，将对社会各行业带来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义，如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尤其性教育工作者了解社会的生殖健康状况，确定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做。对于商业机构来说，通过调查结果掌握国人性健康方面的特点和需求，可研发和促销相关的产品。

 

    但是，为什么有些性学研究者热衷于追求数字的轰动呢？朱嘉铭分析说：“目前，性学统计虽然吵吵闹闹看似很热，但实际上这个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人员往往因为没有钱，所以用最省钱的方式，如网上调查进行统计。”

 

    朱嘉铭说，众所周知，世界上有部著名的《海顿性学报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调查研究的经费之多是很惊人的。而我们的研究人员很少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结果因为统计面不够，其数字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就难免有缺陷。

 

    暨南大学教授朱伟杰说，性问题具有隐私性强，不同个体的心理、生理差异性大，干扰、影响的因素多，主观感觉难以用词汇准确表达，体验、变化难以精确量化等特点。同时，如果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不符合规范，调查、实验设计不完整或欠妥，样本数量偏少或代表性不足，应用的方法、模型或测试技术不当，指标、评估体系或技术路线不合理，都将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他指出，科学研究，必须讲科学道德。虽然今后应加强性学研究方面的监管，但更重要的还是研究者首先要自律，媒体也不要盲目炒作。“对性问题进行科学的观察、研究和探索，不仅有利于性疾患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也将进一步弘扬性文明，促进社会扫除性愚昧和性偏见，倡导科学、和谐而健康的性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