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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03：顶级经理人沉浮录 本尼斯和奥图尔两位美国学者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过《不要聘错了ＣＥＯ》的论文。在文中，他们认为公司ＣＥＯ（首席执行官）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且过于频繁的大换班现象，并将之称为“ＣＥＯ大动荡”。在２００３年，这种动荡依然是全球顶级经理人生活中的主旋律。 休 闲 居 编 辑 丑闻瘟疫全球扩散 “丑闻”，这个所有经理人最怕与之为伍的单词，一直是谋杀顶级经理人职业前途的凶徒。从２００１年陆续现于报端到２００２年充斥整个版面，在２００３年依旧是各大媒体追捧的热门新闻。凡与之有些许瓜葛者，大多落得身败名裂。除官罢职者有之，锒铛入狱者有之，命丧黄泉者有之。概括地说，在２００３年爆发的各类公司丑闻中，财务丑闻、薪金丑闻及情报丑闻的社会破坏力最大。无论遇到三者中的哪一类，公司的顶级经理人大多被迫选择辞职——最简洁但又最无奈的方式——平息事端。 财务丑闻是导致２００３年顶级经理人被迫辞职的主因之一。粗算下来，至少有近百位全球顶级经理人因此中箭落马。２００３年２月，荷兰零售业巨头阿霍德公司涉嫌虚报利润５亿多美元，公司总裁范德胡芬辞职；６月，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家政业巨头玛萨·斯图尔特涉嫌金融欺诈及妨碍司法公正，她本人在董事会的压力下辞掉了公司董事长和ＣＥＯ的职务；９月，美国监管当局开始调查共同基金涉嫌非法交易一案，以普南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劳伦斯为首的多名高级投资经理辞职；１１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南方保健公司创始人兼ＣＥＯ理查德·斯克鲁西从事多项财务欺诈活动，罪名多达８５项；１２月，帕玛拉特公司的假账丑闻被揭穿，财务“黑洞”直逼１００亿美元，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ＣＥＯ坦济辞职后被意大利警方羁押…… 薪金丑闻，是２００３年顶级经理人被迫辞职的另一不光彩理由。在涉嫌薪金丑闻的知名人物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兼ＣＥＯ格拉索和英国霍林格国际公司董事长兼ＣＥＯ康拉德·布莱克两人的“事迹”最具代表性。 情报丑闻，同样是顶级经理人无法回避的尴尬难题。为了掌握竞争对手或是可能危害企业利益者的一举一动，很多经理人不惜铤而走险，通过窃听、偷盗等方式获得相关情报。一旦事情曝光，经理人只有以辞职的方式平息众怒，比如日本第三大消费者金融公司武富士公司董事长武井保雄和波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菲尔·康迪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２００３年全球顶级经理人在各种丑闻上栽跟头，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监管机构实施了更严格的审计和监督措施。在被动承受了一连串丑闻风波之后，美国立即推出了旨在强化财务管理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以纽约州总检查长斯皮策为主的司法官员大力介入美国公司财务丑闻的调查工作，挖出了包括美国共同基金在内的一大批“潜伏者”。此外，２００３年也拉开了对过去两年财务丑闻进行集体清算的序幕，以安然、世通公司为首的很多前任高层官员都被推上法庭。有分析认为，很多案件的审理工作将在２００４年完结，意味着美国的丑闻事件将告一段落。 从阿霍德到帕玛拉特，欧洲公司２００３年爆发的一系列丑闻在社会破坏力上绝不逊色于美国同行。一年前，欧洲管理者还对美国管理模式大加指责，但如今他们也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的“莱因模式”。很多欧洲经济和社会学家呼吁，欧盟应像美国一样果断采取行动，加强对公司财务方面的监管力度，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一些企业管理学者认为，格拉索和布莱克的酬薪丑闻反映了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无论是美国和欧洲，公司管理制度中都缺乏对顶级经理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牵制，部分经理人一权独大，是滋生腐败、培育贪婪的重要因素。尽管近３年来全球经济一直处于温和衰退当中，但很多大公司还是给予顶级经理人包括股票期权、养老计划等多项福利，导致全球顶级经理人的收入水涨船高。有媒体报道，《财富》杂志排名前１００位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约为３７５０万美元，竟是一般员工的１０００倍。 无丑闻者意外“死亡” 除了无休止的各种丑闻外，因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而宣布辞职的顶级经理人也不在少数。分析人士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经理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过错，而且其中很多人曾经对企业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过去几年间，全球经济陷入温和衰退，再加上伊拉克战争、非典肆虐全球等因素，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持续走低，那些曾经的功臣就变成了“罪人”，不得不离开顶级经理人的位置。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２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董事长史迪文凯斯宣布辞职，拉开了顶级经理人因业务下滑而被迫辞职的序幕。在此后的１２个月当中，有数十家大公司董事会以业务下滑、股价缩水、市场萎缩等借口逼迫顶级经理人宣布辞职或退休。其中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前维旺迪环球公司旗下娱乐集团的董事长兼ＣＥＯ巴里·迪勒特、前摩托罗拉公司董事长克里斯托夫·高尔文、前美国有线电视网ＣＮＮ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沃尔特·艾萨克森、前索尼音乐娱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托拉、前美洲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迪等。 还有一些经理人在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为此他们不得不放弃手中掌握的权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前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副董事长罗伊·迪斯尼和前古齐（ＧＵＣＣＩ）首席执行官和创意总监迪梭和福特。 政治因素对顶级经理人的命运在２００３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因涉嫌诈骗、逃税等７项罪被俄罗斯司法机关逮捕拘押，不得不在监狱中辞去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的职务。还有韩国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他因“政治献金”等一系列难缠问题而跳楼身亡。这两起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过去在俄罗斯和韩国风光一时的“财阀经济”将日趋衰落。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索南费尔特指出，首席执行官被解职的原因不仅包括明显的管理不善或未能提高股价，还包括未能保持公司在公众当中的可信度。许多人认为这种新趋势可以加强公司“说明的责任”，但一些专家担心它有点过头：董事会可能会对首席执行官过于严厉，使他们在公司出现不可预见的困难时首当其冲地成为替罪羊。 另一些业内人士却认为，公司顶级经理人两年换一次是很正常的，由于公司丑闻等因素而加快更换速度也在意料当中。经历了上世纪最后１０年的“非理性繁荣”之后，欧美国家的诸多大型公司已经暴露出官僚体制日益严重、公司治理偏离轨道等问题，在企业发展越来越慢的同时，顶级经理人的权力却越来越大，薪酬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对企业高层进行大“换血”，是冲破公司发展缓慢这一瓶颈的有效良方，更是一次清除企业内部诟病的卫生运动。 就自身而言，很多ＣＥＯ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完全是自己在经营过程中头脑发热的结果。《财富》杂志曾为全球ＣＥＯ们总结出包括骄兵必败、顽固僵化、激进冒险、疯狂并购、喜欢作秀等１０个最容易犯的错误。 一家名为布茨·阿兰·汉米尔顿的调查公司去年对全球２５００家大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亚洲和欧洲首席执行官的流动率显著上升，带动全球首席执行官流动率走高，但美国首席执行官的流动率却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原因是在受调查美国公司的并购活动中，继任和离职现象大幅减少。 继任无须过多理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公司不倒，董事会会很快为公司找到一位新的管理者。在２００３年，上述那些炒掉顶级经理人的大公司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继任者。威廉·汉尼根顶替了贝斯特·伯纳德，成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新任总裁；哈里·斯通西弗再次回到了波音，取代康迪特成为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的董事长兼ＣＥＯ；还在度假的约翰·里德被纽交所紧急招回，以年薪１美元的条件出任有２１１年历史的纽交所临时主席；善于挽救倒闭企业的邦迪被意大利工业部寄予厚望，授权挽救帕玛拉特；在ＩＴ领域成名的詹德顶替了克里斯托夫·高尔文，成为掌管摩托罗拉的“外人”；理查德·赛伦取代了帕瑟费安，成为美国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２００３年度的第三任首席执行官；还有美国人西蒙·库克斯，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迫宣布辞职后出任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 在新上任的顶级经理人当中，很多人年过花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但事情紧急不得不再次出山力挽狂澜。比如，一年半前，以波音公司副董事长身份退休后，哈里·斯通西弗一直在老家过着悠闲的生活。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康迪特被迫辞职后，波音公司董事会一改往日要求首席执行官年龄必须在６５岁以下的“老规矩”，邀请现年６７岁的老将斯通西弗再次出马。此外，６９岁的扭亏专家邦迪也临危受命，被帕玛拉特任命为董事长兼ＣＥＯ，成为扭转帕玛拉特危机的主心骨。还有为麦当劳工作了２８年的詹姆斯·康塔洛普，２００２年早些时候他已宣布退休，但麦当劳前任ＣＥＯ杰克·格林伯格因无法挽回公司业绩下滑而被迫宣布退休后，６１岁的詹姆斯·康塔洛普于去年１月被重新召回主持大局。 分析人士认为，诸多大公司重新聘请高龄经理人，一方面是看中了他们出众的职业履历和行业声望，另一方面也有难以启齿的原因。最近几年，以世通公司前任ＣＥＯ埃伯斯为首的中生代顶级经理人声誉扫地，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公司员工，对中生代经理人的领导能力和经营手段都表示怀疑。选择年纪大一些而且远离丑闻的老一代经理人反而可以达到收拢人心的目的。此外，很多德高望重的老经理人阅历丰富，处理危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更好地把握住公司的命运，也是很多大公司的董事们坚持“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的理由之一。 ２００３年上任的顶级经理人大部分还肩负着推动企业进行深入改革的重任。一些公司特意邀请“外人”充任掌门人，就是希望这些顶级经理人为公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约翰·里德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纽交所的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对前任格拉索的酬薪丑闻进行清算。在他的领导下，纽交所制定了重组董事会并拆分顶级职务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在美国证交会获通过。１２月，纽约证交所正式对外宣布高盛集团总裁约翰·塞恩出任首席执行官。今年４９岁的约翰·塞恩不仅是股市电子交易的“技术专家”，还是闻名遐迩的“明星主管”。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塞恩在技术、市场、人品方面都有较高的声誉，有助于扭转纽约证交所的形象，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其电子交易的进程。 摩托罗拉公司选择了前太阳微系统公司总裁爱德华·詹德，而此前呼声很高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迈克·扎菲罗夫斯基却没有获得这个一步登天的机会。摩托罗拉对此的解释是，詹德是业内公认的杰出商业领袖，也是科技行业的管理精英，不仅能给摩托罗拉带来多年的从业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通讯行业里，对未来的挑战与机会有深入的了解。 总体来说，很多２００３年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主席都给人一种“救火队员”的感觉，要么凭借过去的资历帮助失信于公众的大公司再次聚拢人气、收服人心，要么就是依靠多年的经验挽救日趋衰落的主营业务，再有就是像约翰·里德一样，作为临时过渡性人物，起到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