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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两网”建设:连锁公司期待进村的脚步更轻盈 2003年初，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建立农村药品监督和供应网络时，相比较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药品零售业的繁荣，农村用药市场还是一块有待于开掘的处女地。然而，仅仅两年多之后，农村药店便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截至2004年11月，农村药品供应网在县（市）、乡镇和行政村的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9%、84%和58%。 对于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缺医少药的农民来说，农村药店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福音。有数据显示，在推进农村“两网”建设后，部分农村地区的药品价格下降了10%~20%，农民弟兄不仅吃上了安全有效的药，还吃上便宜药。休 闲居编 辑 “两网”建设在惠及农民朋友的同时，也给有志于拓展农村市场的药品零售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受国家药监部门扶持连锁经营优惠政策的吸引，不少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纷纷上山下乡，抢占先机。两年后的今天，许多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小有收获，但也有不少连锁公司感到“美中不足”。 2002年下半年，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以招投标的形式招募、筛选连锁公司进入农村开设药店，“当时是以区作为中标单位，也就是中了一个区的标，整个区域的药店都归中标企业投资、建设。之所以要这样搞，就是让一家企业能够‘苦乐’搭配，短期内可以用赚钱的药店‘养’着亏损的药店，不至于一亏损就关门，使得供应网络功亏一篑。”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方来英说。 北京医保全新医药连锁公司就是在招投标中的脱颖而出者。记者走进田寺村的“医保全新连锁药店”，说是药店，其实只是卖日用百货的小卖部一隅辟出的一个长两米左右的药品柜台。“店”主曹玉然老汉说，他一共经营着20多种常用药，一个月能收入100多元。 “在门头沟区，村里的药店大都采取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供销社的村级小卖店有140多个，当初，医保全新连锁公司找到我们谈合作，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小卖店也都愿意干。”门头沟区斋堂供销社书记于宏瑞说。 方来英介绍，农村地广人稀，按照城市里的营业面积和人员配备标准来开办药店，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开办成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几经探索，这种被叫做“药品供应网点”的形式就在北京生根发芽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药品供应网点上。”方来英说，目前的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药品供应网点给予明确的法律地位，因而它的资质得不到合法认可。 “当时最让我们头痛的就是网点营业后，我们接到了不少的举报，说这些销售网点是违法经营。”周来旺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就与工商局多次协商，为网点办下了营业执照。 但是斋堂供销社医保全新配送中心的工作人员于宏瑞说，“办理一个营业执照收费55元至70元不等，办了执照就要交管理费，一个月20元。像田寺这个村有300多个村民，经营还算好的。有的村一共100多人，干一个月还挣不到20元。农民没有钱啊，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就不愿干了，没有办法，办照的钱都是配送中心掏的，仅这一项，就支付了近一万元。” 目前桐君阁在重庆地区拥有农村药店1811家，其中1138家是重庆供销社网点整体加盟。从2003年开始，桐君阁建立了14个面向农村药店的配送中心。去年农村药店的销售收入接近800万元。尽管如此，由于重庆地区山多路远，药店点多面广，配送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直到去年年底药厂返利后才弥补上了农村药店经营的亏损，一年算下来只能说是不赔不挣。”桐君阁医药连锁公司事业部部长罗正福无奈地说。 据了解，虽然有不少地方政府把拓展农村药品供应网络作为“民心”工程来抓，但在连锁公司开拓农村市场的过程中，得到的实际扶持还是非常有限的。罗正福透露，在重庆地区，农村药店除了要缴纳几十元不等的工商管理费，还要缴纳100元左右的定额税，“这对于一个月销售额2000元～4000元，利润三四百元的农村药店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据他透露，桐君阁每在农村开一家店就无偿提供一套价值1200元的货架，到目前为止仅这一项就花了200多万元。 北京斋堂供销社医保全新配送中心的承包人韩春生说，从农村药品配送中心成立后送药车风雨无阻每天进山送药，配送成本很高。而给农村药店的配送价格又不能高，还要让利几个点，“开药店不赚钱谁干啊，无奈企业就只能‘咬牙割肉’。” 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的监管人员说，一些地方根本不考察农村药店的实际收入，收取各种费用，企业没有利润连维持经营都很难，当然也不会开到更偏远的地方去。 谈及两年来进入农村市场的感受，北京医保全新医药连锁公司总经理刘志民颇为感慨，“都说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到底有多大没人说得清，就像一个大饼挂在高处，看得见摸不着。”刘志民还说，“药监局为推进农村两网建设与地方各部门开了多次协调会，但是一个部门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既然是为农民办实事，那么能否在政策上对企业多倾斜一些？”罗正福认为，药店刚刚在农村露出嫩芽，扎根还需要一个过程，“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能不能给予农村药店一段成长的时间，先扶持，然后再拿‘效益’。” 周来旺介绍说，医保全新龙门口店是门头沟地区最为偏远的药店之一，去年7月以后，村民发现药店里的抗菌药没有了很是失望。 曹玉然老汉也坦言，“村里有不少老病号，还有结核病人，常在我这买点抗菌药什么的。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来店的村民都说，为啥好不容易家门口有了药柜，就没有自己要买的药了呢？” “其实我们充分考虑了农村用药的实际情况，在进入农村市场之前向北京市药监局开出了一个农村用药基本目录，里面有一部分是常用的、安全性比较好的处方药，药监局默许了，但是去年7月以后，所有的抗菌药都撤出了农村药店。”刘志民说。“桐君阁也有一个500个品种的农村用药目录，处方药占1/3左右，但是去年7月以后抗菌药全部下柜了。”罗正福说。 据韩春生透露，农村药店经营的药品多是价格低廉的普药，利润本来就很低。而抗菌药的利润相对要高一些，许多农村药店依靠它保本，像严重的闹肚子、牙疼等之类的病又都用得着抗菌药。抗菌药凭处方销售，农村药店拿不到处方卖不了利润更低了。赚不到钱，积极性就差，但为了使农村药店能够支撑下去，连锁公司只好在配送方面再让利。 “现在我们考虑最多的是农村药店怎样持续发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归根到底离不开市场规律。”刘志民说。 北京市药监局的一位监管人员认为，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面临的是药品供给与农民的需求之间极度不对称，应该说，这种不对称目前依然存在。而要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具体状况，提出相应的对策。方来英就建议，针对农村常见、多发病，制定“农村常用药、急救药、基本用药品种目录”以及“药品服务网点药品经营目录”，鼓励医疗、计生机构和药品供应网点发挥各自的作用，为农民购买质优价廉的药品提供方便。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前行的道路一波三折，但连锁公司依然信心十足，“桐君阁今年农村市场销售预计达到一亿元，虽不赚钱，但是我们看好这块终端市场。坚持住，是目前农村药店抵御各种风雨的的惟一选择。”罗正福说。 （转摘自《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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