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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生活陷阱:肥胖和酗酒 首先从吃说起。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人为的原因，大约3000万人死于饥荒。而今，却有超过1/5的成年人超重，在未来20年内，这个比例可能达到40%。 休 闲 居 编 辑 说完吃再说喝。现在每个中国人喝的酒是1978年的4倍。酗酒人数仍然低于西方标准，但在城市里呈迅速上升之势。 “富人效应“开始出现 25年的市场经济试验，让中国的城市变了模样。玻璃幕墙微光闪烁，高楼大厦构成了现代化的地平线，令中国人为之自豪。私家轿车取代了自行车，在公路上游弋。 与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相比，今日之中国和那个贫穷、封闭的国度已有天壤之别。然而，这些看得见的成就掩盖了某种危险——从共产主义的稀缺过于迅速地转到资本主义的富足带来的危险。经济的繁荣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传统迈向西化，却是好的坏的一并吸收。 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强调自省和内敛，在向小康迈进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转向西方的放任、随意。 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25年，死于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糖尿病的人数是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进行这项研究的是北卡罗来那大学的经济学家巴里·鲍勃金，他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饮食变化。 他说：“寿命的增长速度会放缓，而医疗卫生成本会迅速上升，如果不正确处理，这一问题会拖经济的后腿。” 对个人来说，与宏观挑战一起袭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危险因素，富裕造就了“富人病”，对此中国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并不是十分清楚。在经过了25年的生活水平提高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化的生活方式的成本。 1978年，邓小平启动中国的改革以后，农民纷纷进入城里，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或者在办公室上班。由步行或者骑自行车上班变成开着车上班。1985年，北京的私人汽车拥有量不到1100辆；今天，北京的汽车拥有量达到200万。 人们越来越富有，却越来越不愿活动；食品中维生素越来越少，肉、蛋却越来越多，这样，麻烦来了。 肥胖成为社会问题 现在，中国人开始减肥，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25岁的梁勇(音)说：“我的父母年轻时没有体重超标的问题，他们根本吃不饱。” 20世纪70年代，梁的父母在重庆开了一家小店，他们靠野菜和红薯生活，连米饭都很少吃。 1979年梁勇出生时生活好了许多，他除了一日三餐外，还有零食，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吃好多米饭，好多糖果，不管什么糖果，只要甜，我就吃。” 到1999年，矮矮胖胖的梁勇体重达到了455磅(一磅合0.4536公斤)。为了减肥，他住进了1992年开业的天津爱民减肥医院(音)。医生给他制定了锻炼计划，给他实行针灸疗法，配以传统中草药。在4年的时间里，他体重减轻了220磅。 1989年到1997年，中国体重超标的成年人增加了3倍。根据鲍勃金的研究数据，到2025年，中国38%的成年人将不得不和肥胖进行斗争。 这个数字与美国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在美国，60%的成年人超重。然而，对中国来说，体重问题反映的是现代史上没有先例的重大变化。美国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用一代的时间就赶上了。 对梁勇来说，自己同胞一天天变粗的腰没什么神秘可言，他说：“生活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越来越胖。”梁勇计划再减掉50磅。 “找一瓶”的酗酒人生 北京东四的一家饭店的包间里挤满了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14个人围成半圆形，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个中国人讲述了他为酒所害的惨痛经历，他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说自己的外号叫“找一瓶”。 “文革”期间，他和其他年轻人一道，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在农村的日子让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他说：“那时候我们不会天天喝酒，因为我们没钱，买不起。”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找一瓶”在一家国有汽车修理厂负责采购。这项工作需要和客户频繁喝酒，客户经常送给他二锅头。 1992年，领导批评他喝酒误事。后来“找一瓶”后来精神出现问题住进医院。15天后，他回到工作岗位，一切都正常，但6个月后又开始喝酒。 1994年，他又住进医院。到2003年，他总共住院11次。 “一开始我喝酒时，不影响别人，也不影响工作，”他说，“后来我喝了酒就骂老婆，影响了家庭。” 1997年，妻子和他离婚，并告诉他，如果能坚持3年不喝酒两人就和好，结果，他坚持了5个月。 酗酒治疗急剧上升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制度没出台前，酒水供应受到严格限制。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投资商涌进中国，酿酒业开始在中国的每一个省市蓬勃发展。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1981年，中国啤酒产量是1949年时的91倍。 通过测量人们饮用的酒精含量，世界卫生组织发现，2000年一个中国人消费的酒精量达到176盎斯，是1978年的320%。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还没有包括农村里自己酿造的部分，所以实际消耗量可能更多。 内布拉斯州加林肯大学的健康教育教授伊恩·纽曼说：“我确信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酗酒问题，人均酒精消费量正迅速增长，速度赶上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像安定医院所提供的酗酒治疗无人知晓，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酗酒治疗需求急剧上升。去年，这个治疗中心共接纳酗酒者约计300人，几乎比此前两年翻了三番，其中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在2000年，这一治疗中心第一次出现了女性酗酒者。 项目主管沈丽霞(音)说：“很多妇女已不像以前一样，专门在家做家务，现在她们也能出外工作，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与社会有了更多的联系。” 应采取行动避免重蹈西方覆辙 目前，酗酒不是大问题，但将来肯定是个麻烦。按照全球标准来看，大部分中国人喝酒不多。单独喝酒不多，大多数时间是吃饭的时候喝酒。郝说：“我们多数喝酒的场合是和朋友外出吃饭，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 这或许是中国官员迄今为止没有对日益增加的酒的消费进行限制的原因。 在中国，没有对饮酒进行年龄限制，电视台播出酒的广告习以为常，而在美国，酒是禁止广告的。 无论如何，饮酒相当普遍。去年，一家中国保险公司专门提供一种酒后开车的保险，批评人士认为这等于鼓励酒后开车。 如果到2020年中国成功实现预定目标，中国人民会达到西方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水平。然而，一些中国专家警告说，由于过度模仿发达国家舒适、方便的生活方式，中国正在吸收西方最差的一些习性。 今年一月，中国官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培训医生，要推出目的在于提高健康饮食的新标准。北京的报纸的广告在宣传一种快速节食计划，声称通过“秘密配方”可以消除多余脂肪。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陈春明(音)说：“现在该做点事情了，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行动，就可以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