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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医学（一） 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随着奴隶主阶级所有制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所有制取代,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生产力也有了较大提高。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修建，耕作技术的改进，使农作物的收获量大大增加，收获达到了种子的十倍，甚至上百倍。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得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车轨和度量衡，统一了文字。这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了残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人民不堪忍受，终于在公元前209年爆发了由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公元前207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彻底覆灭。 休 闲 居编 辑 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击败项羽而称帝，开始了历史上的西汉时期。由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奖励耕织，广植农桑，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冶铁、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商业也越来越繁荣，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比较安定。到了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8年），国力更为强盛，朝廷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内地与边疆，汉朝与中亚、西亚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到了西汉后期，朝政腐败，社会危机四伏。西汉末期，王莽篡位，其统治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因而爆发了以赤眉、绿林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公元23年，王莽败灭。公元25年，刘秀正式接帝位，东汉时期开始。东汉前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造纸术的改进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宦官专权，民不聊生，随之爆发了黄巾军农民大起义，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全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之中。以后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 战国至东汉时期，不论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农学、医学，还是文学、史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问世，标志着中国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公元前4世纪甘德的《星经》和石申夫的《天文》（后全称《甘石星经》）中载有120个恒星的黄经度数和距北极的度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星占》，是现存最早的星表实物。东汉张衡创制的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和测量地震方向的侯风地动仪，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伟大发明。西汉的《汜胜之农书》则总结了2000多年前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不朽的文学、史学传世名著，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屈原的《楚辞》、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许慎的《说文解字》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哲学思想方面，战国先秦时期与两汉时期各有其特点。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学术界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辩家、阴阳家、杂家等不同的学术派别，并在哲学思想上展开了争鸣。在自然观方面，争论的焦点是天命论和反天命论。唯心主义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能够降祸赐福，赏善罚恶。唯物主义则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没有什么上帝鬼神来主宰它，它没有思维和意志，更不能惩恶劝善。正如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谈到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明确指出了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他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 西汉初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与之相适应的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思想得到了汉王朝的重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儒家学说逐渐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东汉时期，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思想泛滥，儒家的经典著作被作出各种宗教迷信式的解释。儒家的三纲五常理论不仅被神化，而且被提到了钦定法典的地位。然而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则对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发挥先秦以来关于“精”、“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人是由物质性的气所构成的。人的禀赋厚薄和体质强弱是决定长寿与否的关键。他还提出无鬼论和神灭论的观点，正确论述了精神与肉体的关系。 这一时期不同派别的学术思想，对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道家和阴阳家的学说。儒家的天命观是唯心的、消极的，但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对古代医德的形成有较大影响。道家的关于生命和精、气、神及养生理论，则成为了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经战国时代的邹衍合在一起，用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当时正在形成的中医理论体系影响极大，从而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医药帛书和简牍 后世出土的医药帛书和简牍是战国至东汉时期中国医药学发展和成就的见证。 马王堆医药帛书 1973年底，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医药帛书。据考证，这些帛书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但各书的编撰时间不同，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而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言，这些书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更为原始和古朴。这批书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医学文献，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某些空白，而且对研究西汉以前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具有极高的价值。 《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该书出土时本无书名，因其目录列有52种病名，且在这些病名之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所以整理者据此而给该书命名。全书约15000余字，涉及病名100多个，治疗方剂280余首，药物240多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包括了外伤、动物咬伤、伤痉（破伤风）、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肠病。内科疾病有癫痫、疟疾、食病、癃病、痉病、淋病及寄生虫病等；儿科疾病包括癫痫、瘈疭等；此外还涉及了产科病、眼科病等。书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如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麻风病）的症状如螟虫啮穿植物内心，其所发无定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反映出当时对这种疾病的发病特点和症状的认识已较为深刻。又如，书中关于“伤痉，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伤而颈（痉）者……其病甚弗能饮者，强启其口，为灌之”的记载，清楚地描述了痉病（破伤风）的两个主要症状棗角弓反张和牙关紧闭。这些记述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240余种药物中有草、谷、菜、木、果等植物药，也有兽、禽、鱼、虫等动物药，还有雄黄、水银等矿物药。书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症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相吻合。书中还记载了有关药物的采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汉以前药物学的发展。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方剂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根据疽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提出“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据对书中283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的分析，认为该书已初具方剂学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有理论指导、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方剂虽仅明确提及丸剂，但实际上已根据疾病的情况及病人的体质，分别使用了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剂型，并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记载。 《五十二病方》中记述的外治法内容也很丰富，涉及手术、药浴、敷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书中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以及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外科技术。 《五十二病方》这部书充分反映了西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情况。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较全面记载了人体十一条经脉循行路线及所主疾病的著作。 《足臂十一脉灸经》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书中以“足”表示下肢脉，共有6条；以“臂”表示上肢脉，共有5条。这十一条脉的排列原则是先足后手，循行的基本规律则是从四肢末端到胸腹或头面部。《足臂十一脉灸经》所主疾病有78种，没有对疾病进行分类。 《阴阳十一脉灸经》分甲乙两种文体，成书时间较《足臂十一脉灸经》稍晚。该书在《足臂十一脉灸经》的基础上对11条脉的循行及主病作了较大的调整和补充，以先阴脉后阳脉的原则，来确定各脉的排列次序。即全身9条经脉仍由四肢走向躯体中心，而肩脉与足少阴脉则与之相反，由头或少腹部走向四肢末端。《阴阳十一脉灸经》共记载了所主的147种疾病，并将各脉的病候按致病原因的不同，区分为“是动病”和“所产（生）病”。 《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记载的治疗方法都仅有灸法。两书中记述的经脉循行路线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反映了当时还没有形成上下纵横联络成网的经络系统的概念。但是可以说，这两部著作为《黄帝内经》中的经络学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导引图》 《导引图》是第一部古代医疗体育图谱，是一幅长约53厘米、宽约110厘米的帛画，上面绘有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以各种姿势作导引动作。这些运动姿势可大致分为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图中还记有用导引术防治的某些病候的名称。如烦（心胸烦闷、聋、膝痛、胠积（胸胁胀痛）、温病等。从而说明了导引与治病之间的关系。《导引图》还介绍了一些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这些术式可以起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作用。《导引图》生动形象地反映了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源远流长的古代导引术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脉法》和《阴阳脉死候》 《脉法》是医家传授弟子灸法和砭法的一种民间教材，全书约400字，现仅可辨识其中的180余字，因此还不能了解该书的全貌。从目前能识别的内容来看，书中指出了脉在人体中所具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价值，并认识到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必须书而熟学之”。书中提出的“取去余而益不足”的治疗原则，是与以后《黄帝内经》中“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原则相一致的。书中还记述了砭法和灸法治疗疾病的内容。 《阴阳脉死候》约有100余字，主要论述了由表知里诊断致死性疾病的方法。指出人体体表部位或器官的异常，可以提示机体内部某一部位的疾病。提出了三阳脉和三阴脉所呈现的死亡证候及其病机。其中属于三阴脉肉、骨、气、血、筋“五死”证候的内容，在以后的《灵枢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养生方》《却谷食气》 《养生方》共有32篇，全书以医方为主，其中可辨识的有79方，大多为以滋补强壮、增强体力为主要作用的方剂。此外，还收有一些黑发方、健步方以及治疗偏枯、阴部肿胀等病证的医方。书中还有关于各种制药、用药方法及药名的记载。 《却谷食气》是一部气功类著作，论述了一年四季选择不同的环境进行呼吸锻炼的方法，同时还论述了各种环境中的空气名称、性质及对人体的影响。 《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 《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均为讨论养生原则和养生方法的竹简本医书，其中涉及的内容以房中术为最多。《十问》主要是借黄帝及历代帝王与彭祖、天师、歧伯等人的对话来阐述有关养生的道理，书中分析了早衰的原因，提及了劳逸结合、节制饮食、起居有常及调和性情等养生原则，强调养生必须符合天地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合阴阳方》和《天下至道谈》二书主要讨论了房中术保健的理论和房中导引等具体方法。强调性生活要有一定的节制，如极情纵欲、粗暴急躁、强行交合，则会损害健康，影响长寿。尽管书中掺有不少糟粕，但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西汉以前关于性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秦简和汉简 秦简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大部分是公元前252年至公元前221年间的秦律、法律问答以及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这批秦简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法医学的内容，涉及对损伤的司法检验鉴定及对他杀、自缢和穴盗等案例的现场勘验等方面。秦简中还记载了麻风病与法律的关系，不仅提出了麻风病的检验方法，还规定了麻风病人应送往疠迁所进行隔离。并对麻风病的具体症状作了具体描述。这批秦简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与医学，特别是法医学，具有重大价值。 汉简 1972年，在甘肃武威县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早期墓葬中有木质简牍92枚，其中的内容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其中的治百病方记载了治疗内科、外科、妇科、五官各科疾病的30多个医方，书中有对于症状的大量描述，在治疗上则根据辨证论治原则给予不同处方。如用由附子、蜀椒等温热散寒药组成的治伤寒逐风汤治疗外感伤寒病，用由肉苁蓉、杜仲、续断、牛膝等补肾药组成的方剂治疗七伤所致的虚劳内伤病等。这批汉简中的医方全是复方，反映了当时药物配伍的普遍应用。其中所载药物近百种，包括植物药63种、动物药11种、矿物药16种以及醇酒、牡麴等药物11种；涉及的药物剂型有汤、丸、膏、散、醴、滴、栓等种类；并提及旦饮、暮吞、先餔饭、宿毋食等服药方法。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的发展和进步。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脉书》和《引书》两部医书。其中《脉书》的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种帛书相似，并补足了帛书的缺字。《脉书》中有关疾病的记载是按从头到足的顺序排列的，其中不少的病名可以在《五十二病方》中找到。而关于十一脉及其死候的内容，则可以在《灵枢·经脉》篇中找到相应的段落。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古文献之间的关系。 《引书》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关系。与《导引图》用图谱的形式描绘导引术中的各种动作所不同的是，《引书》是用文字来详细说明导引术的各个单个动作，以及治疗疾病的导引方法。此外，《引书》还分析了人体得病的原因，指出：“人之所以得病者，必于暑湿风寒雨露，腠理启阖，食饮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应，故得病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