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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处女如何“自证清白” 2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朱姓女青年与沈某恋爱并同居，1998年12月27日晚8时左右，他们二人与另外一对恋爱男女看过电视后正准备就寝，闯进4名遂昌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搜查，然后将4人铐至县公安局，以卖淫嫖娼为名对朱某等人处以10万余元罚款。目前，朱、沈二人已向遂昌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遂昌县公安局。 休闲 居 编 辑 对此，有司法界人士指出，以往在公安部门现场无证据、无证人指证的情况下，这类案件一般都较难处理。除非当事人提请公安部门对其进行处女膜司法鉴定，以此结果作为判案依据。而朱某则深感悲戚：“不是处女，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一起又一起“处女卖淫案”，受害者最终都通过展示她们完好无损的处女膜，向法院表明了清白。这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幸运，因为她们处在一种“处女膜崇拜”的司法倾向之下。是的，正如男权社会将处女膜是否完好来判别未婚女性是否贞洁一样，司法机关也将其作为检验女性是否卖淫的不二标准。我为那些拥有处女膜的女性庆幸，但却不得不艰涩地面对一种由司法审判制度设计出的“处女膜崇拜”。 谁都不可能永远活在幸运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一件非处女“卖淫”案浮出水面，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期待。在逻辑上，当受害者必须通过处女膜的完整来自证清白时，非处女们必将陷入百口莫辩的无底深渊。而我们之所以仍然期待，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想知道，那些非处女会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自证清白，为自己洗刷羞辱，并垂范于后来者；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不良执法者不可能都那么倒霉，每抓一个“卖淫女”都是处女；因为我们急切地想弄明白，司法审判要到何时才能够摆脱“处女膜情结”，更想借此看清我们的权利地位以及法治环境；当然更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最终解决的契机或曙光。因此，我们关注着。 也许，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他们”，那些可能为数不多的无良执法者，甚或是整个执法机关。当非处女“卖淫”案第一次如此令人瞩目地出现在司法审判面前，那种也许并不普遍但仍然存在着的对执法程序的公然践踏，以及对公民尊严的肆意污辱的执法行为，将面临怎样的司法裁判？是无情的鞭挞与警示，还是令不良执法者会心一笑的暗示或鼓舞？ 除了对于权利以及尊严的诉求，我不知道那个站到司法裁判面前的没有了处女膜的女子，到底靠什么支撑自己的勇气。而当她悲戚地说出“不是处女，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时，我们又将怎样阻止夺眶而出的眼泪。正义的法槌即将敲响，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