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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北漂梦开始的地方 地下室 北漂梦开始的地方 蔡国庆有首歌叫《北京的桥》，歌中唱到 “北京的桥啊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对于很多来北京求生存求发展的人来说，恐怕“北京的地下室”比“北京的桥”更令他们印象深刻。休 闲 居 编 辑 北京的地下室啊千姿百态，北京的地下室啊藏龙卧虎。北京的地下室是北漂者梦开始的地方，是财富人生的起点，是走过之后最美丽的回忆…… 地下室过去时一：地下室生活，总体上一个字，灰。灰色的生活，灰色的面孔，灰色的心，但很多人还保留着最宝贵的希望 这里“人生的黎明”静悄悄 文/章宇 从2000年来到北京，我住过两次地下室。第一个地下室在南三环的洋桥。房间长有两米，宽有一米半，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也敢叫一间房，，也敢收150元？前任房主不知是谁，墙上排列有序地贴满了各种高档楼盘的宣传广告，光鲜亮眼，靠近床头的地方写着两行字：苦难不是财富，被战胜了的苦难才是财富。 看来他是已经带着财富跑了，只有我来给他揩屁股了。于是，就动手往下撕这些漂亮的铜版纸，没想到纸的里面有更早期人贴满的各式汽车。我惊呆了：没想到这狗窝大小的地方竟装满了这么多伟大理想。 那个地下室最盛产的是蟑螂。于是火烧、水烫、一锥致命、关起来慢慢饿死……数不清的无辜生命就这样被我虐杀。许多螳螂由于数代不见阳光，已经发生了变异，是一种温润的纯白色，放在瓶子里细细观赏很是耐看，还可以解忧。 好长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京城虽有朋友，却总是羞见故人。揽了几个排版的小活儿，每月只有600多元钱的进项。早上是白菜挂面，中午是4张5角钱的、竟还是肉馅的馅饼，晚上是挂面白菜。想奢侈时，就去买一瓶老干妈辣酱，那东西开胃，还有油水。 结识了三个暂时的朋友。四川万县人阿海是服装厂的工人，月薪千元吧。每次发了钱，都要乐呵呵地去找小姐。劝他坚忍着攒点儿钱，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咱们是普通人嘛，就得享受普通人的乐趣。”天生愿意给人当马仔的安徽人小韩，我临走时买了二锅头、猪耳朵送我，醉了抱着我的腿哭：“章哥，咱们是不一样的人啊！我是一辈子没指望。以后别忘了我！”辽宁抚顺来的小姐丹丹，居然想吃窝边草，开展业务过了头儿，也不管我家徒四壁。丹丹尘污不掩玉质，会炒特好吃的土豆丝。 由于工作需要，我又搬到方庄附近的一间地下室，较大，月租400元。与另两个人同住，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朋友的朋友。 天佑善人，我找到一份电脑制图的工作，还是常闷在地下室里玩命。工资是人民币3000不到。朋友辞了公务员的工作，到北京找了一家大报办的小报，每天坐着自费一公里两元钱的奥迪，全城拉广告，赌的就是“仨月不开张，开张管仨月”。朋友的朋友姓郑，黑龙江黑河人，生猛异常，在本地当保安，打架被砍断了手筋，避仇来京，拉车送货。朋友是生意一直不开张，每天回来就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小郑则坚持自力更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论我怎么劝，刚来那一个月，因为没钱，硬是吃了一个月的馒头豆腐。我说小郑你有种啊，将来一定有出息。小郑现在已经是郑总了，三年时间，有了私家车，想到竟是房地产中介这个领域最适合他。 很想当年那种生死与共的日子。有过一次煤气中毒，感觉上很有层次，先是呕吐，以为是轻度食物中毒；继而出现幻觉；接着就是欲长睡不起。多亏夜半朋友“行骗”归来，一人背出两个人，送往有高压氧舱的积水潭医院。朋友一路呼喊我和小郑的名字，狂搧我们的耳光，哭得鼻涕三尺。等我们有隔世为人的感觉时，朋友骗来的6000块钱已一扫而空，三人抱头痛哭。可惜俱往矣，现在大家已是貌合神离，相忘于江湖了。 在方庄地下室的那段日子，生活有了一点从容。没有别的，就是渴望阳光、向往人家那宽敞的住宅，向往得心疼。看着人家那生活，望去如仙人。闲暇时，从地下跑上“人间”来，打一会羽毛球，爽啊！ 小区里有个女孩儿也常下来和应该是她妈妈的那个人打球，我们三个就打赌谁能把女孩骗到手。但那不过是过过嘴瘾而已。 和我们住邻居的是一对小情侣，都是湖北人。两个人对我们很友善，有时碰面就说：“到我们家去看碟吧。”他们是属于朝九晚五的，下班归来，唧唧咕咕的，生活清贫但很让人羡慕。两人长得都不大，很像地下世界里两只可爱的小老鼠。 和邻里的关系仅此而已。大家基本上不来往，人和人冷漠得很。有时观察他们，发现应该有小偷、卖盗版碟片的、夜总会坐台的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要想真正认清北京，不了解地下室是不行的，北京的五光十色，至少有一半应来自这里。 地下室生活，总体上一个字，灰。灰色的生活，灰色的面孔，灰色的心，但很多人还保留着最宝贵的希望。 地下室过去时二： 一年地下室，一生关节炎 文/胡茄 “我不太愿意去回忆那段地下室生活，它留给我的全是痛苦。”已经从地下室搬出来一年多了，汪文英却还是走不出地下室的阴影。 2002年，汪文英到北京打工，在一家打印社做打字员，一个月800元钱，就这800元钱，在应付一个青春女孩在时尚大都市的衣食住行，还有偶尔的浪漫。为了省钱，汪文英选择了住地下室，主意是早几年来北京的同事给汪文英出的，她说地下室冬暖夏凉，是最经济实惠的。 汪文英对第一次去看房还记忆犹新。通过报纸，汪文英找到了位于人民大学西门附近的一处地下室出租房。那天阳光明媚，当汪文英跟着房东钻进一个通过地下的门洞时，突然而来的昏暗令她非常不适应，高矮不一的台阶令穿着高跟鞋的她几次踩空差点一头栽下去。而房东走在前面如履平地：“以后习惯了就好了，不过你的鞋得换换。” 房子很小，但是很干净，里面摆放着两张单人床，房东说可以包房，300元一个月，也可以只租一个床位，150元钱一个月，他再安排另外的人住进来。汪文英心里算了一下账，觉得还可以接受，就当场交了150元的房租。 “当时我特别希望一直没有人再来租房，那样我就可以一个人住这间房子了，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房东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室友。”汪文英和室友相处得很融洽，她们开玩笑说就住在这里，一直到她们嫁人或者自己买房子。可是，汪文英只在这间地下室里住了一年就坚持不下去了。 “人们都说地下室冬暖夏凉，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夏天的地下室里闷热潮湿，而冬季相对湿度过高，又非常的阴冷潮湿。我们住的那间房子位置也不好，隔壁是厕所，斜对面是洗衣间，走廊里一天到晚湿淋淋的，加上地下返潮，我们的房间整个夏天没有干过，里面的东西也都潮乎乎的，都发霉了。地下室里空气太差，没有窗户，要透气只能打开门，可打开门，厕所、洗衣房的怪味就弥漫了我们的整个房间。”汪文英认定自己的关节炎就是在那段时间得的。“现在我的腿都是晴雨表，只要变天膝盖就痛，严重的时候上楼梯都困难。” 汪文英在地下室里患上的还并非只有关节炎。地下室里终年不见阳光，换洗的衣服都是阴干的，尤其是内衣内裤，时间长了，自然滋生很多细菌，慢慢地，汪文英患上了妇科病。 “当时我吓坏了，我一个姑娘家得这种病怎么办啊？我不敢去看医生，便自己到药店买妇科千金片、乌鸡白凤丸之类的药吃。可吃了很多药，病却一点不见好。后来我害怕了，就去看医生，医生问了我的病情后又问了我的日常生活情况，然后告诉我，我的得病与我住在地下室里有关。她说女性的内衣内裤不能阴干，而应该在太阳下晒干，那样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为了健康，汪文英搬出了地下室。重新回到太阳底下，汪文英的妇科病很快就好了，但关节炎还是一直跟着她。 地下室过去时三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很心痛，更令我心痛的是女孩那句话，她将“素质差”与“住地下室”画上了等号。后来，我又交过两个女朋友，当她们听说我住在地下室后，都不愿意和我发展“地下情”，慢慢地淡出了我的视线。 地下室里开不出爱情花 文/阿亿 在深圳打工时，厂里都有宿舍，从来不用关心房子的，租房离我很遥远，可是来北京后，我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看了多少房，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北京东南角松榆里的一处地下室。地下室在一片高层住宅底下，是经过改建的，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分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屋子约有6平方米，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一间房月租220元。 这里的住客大致是两类：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为了安全，地下室里不允许用煤气灶做饭，还是有人不自觉，偷偷地做，走廊里常常弥漫着呛人的油烟味。 地下室没有任何通讯信号，收音机收不到，手机也成了时钟。我是做业务的，客户常常突然找我，为了不耽搁工作，下了班后我也不敢回地下室，不是留在公司磨时间，就是到街上去游荡。 半年后，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也是外地来京打工的，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前台服务。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穿着也挺时尚，与一表人才西装革履的我走在一起非常相配。我一心想把女孩发展成为依我的那只小鸟，女孩似乎对我也很满意，我给她打过几次电话，每次挂电话时她都说：“你24小时开机啊，别让我找不到你。”女孩的这一句话将我的心暖得滚烫，可也就是女孩的这句话，却令我不得不用火热的身体去对抗寒冷的严冬。因为怕地下室里没有信号收不到女孩发给我的短信，我常常拿着手机站在地下室的入口处“买冻”。 有一次，女孩提出要到我的宿舍去坐一坐，我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拒绝她，只得硬着头皮带她来到了地下室。穿过走廊入口的一道小门时，我忘记了提醒女孩低头，结果她的额头“当”地一下撞在了门框上。 坐定后，女孩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揉她碰红的额头。就在我手忙脚乱地安慰她时，隔壁住的一对小夫妻不知为了什么吵起来，脱口而出的全是脏话，骂得那个难听，简直不堪入耳。我怎能容忍那些污言秽语玷污女孩纯洁的耳朵呢？我起身敲开了隔壁的门，请他们别吵了，他们听了我的话，当时还真的住了嘴，可隔不到3分钟，他们又吵起来了，而且声音更大，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再一次去敲隔壁的门，没想到他们夫妻掉转矛头就指向了我，唾沫横飞地将我骂个体无完肤。我一血气方刚的大男人哪咽得下这口气，自然与他们针锋相对。那场舌战最终因为女孩的夺门而出而结束，我从地下一直追到地上，最终也没能挽回这桩前景很乐观的爱情。 不论我怎么道歉，请求女孩原谅，哀求她再给我一点时间，女孩都没有原谅我。她说：“以前别人对我说住地下室的人素质低，我还以为是他们的偏见，现在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了。” 眼看“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很心痛，更令我心痛的是女孩那句话，她将“素质差”与“住地下室”画上了等号。后来，我又交过两个女朋友，当她们听说我住在地下室后，都不愿意和我发展“地下情”，慢慢地淡出了我的视线。 也许她们说的有道理吧，地下室里终日不见阳光，是生长不出爱情的。 盼星星盼月亮，只盼那“深山”见太阳 文/本刊记者 吴志勋 被采访者：刘萍 住崇文门某地下室 我很快就要搬离地下室重见天日了。不是为了省钱，我想没有人愿意住地下室，那里潮湿阴冷，像个巨大的坟墓。我们的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活死人墓”4个大字。而我们同住的4个女孩也都自称为“小龙女”。我们住的房子单看并不贵，一个床位260块钱，在崇文门花260块钱能租到房子的确是很便宜了。但后来我们算了一笔账，觉得我们还是很亏。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房东放了两张上下床，租给我们4个女孩，一个人260块，4个人就1040块钱，水电费还要另算。别人一居室的楼房也就这个价了，我们为什么要花一千多块钱住地下室啊？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处房子，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300元，尽管在南三环，地理位置不如这里方便，但会比在这里住得舒服。 被采访者：宋海舰 住松榆西里某地下室 着搬到地面上去，这地下室不是人住的，你看着满屋子的管道，怎么看怎么不舒服，而且挺危险。前些天就出事了，有人用电炒锅炒菜，因为地下室电线老化，电负荷太大，引起电线短路，有两家的电视烧坏了，幸亏没有起火，要起火可了不得，当时是晚上9点多钟，人们全回来了。 地下室里电力不足，电视看着看着就暗下去了，电脑启动时特别慢，很多游戏都无法玩，常常自动重启。自从出了那次事后，我的电脑就成了摆设，从来不敢用。这台电脑可是我的宝贝，是我最大的财产，我可不愿意它在哪一次电线短路中光荣牺牲。 地下室是我目前的首选 被采访者：吴若非 住方庄某地下室 我在这里住了大半年了，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来这里之前，我去很多平房看过，平房的周边环境大都很差，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得跑很远，而且那些公厕很不安全，灯泡也坏得很快。水龙头安装在院子里，冬天一到水龙头就结冰，得用半瓶开水浇才能解冻。 我感觉这里条件还是好的，有公用厕所，洗衣房，还有公用厨房，心情好可以大显身手好好慰劳一下自己。 最合我意的是我住的这处地下室有暖气，很多平房都没有暖气，就是有，房东也要收很贵的暖气费，因为是自己烧的土暖气，其实根本就不暖和。这里暖气是统一供暖，温度始终保持在20多度。 我住的这间屋子只有7平方米，但一个人住足够了，260元一个月的房租我也能承受。260元在方庄这一片如果租平房，只能租到无厨房、无厕所、无暖气的“三无”房子，当然，面积也许比我这一间地下室要大一些。 目前我还没想过要搬家，我感觉在这里住得还比较满意。如果有天我换了工作，要离开这里重新租房，我想我的首选还是地下室。因为地下室一般地理位置都比较好。 明星“地下室总动员” 孙楠：越是艰苦越向前 孙楠最初来北京时，同李杰、黄格选、廖忠等生活在同一处地下室内。当时大家都没钱，孙楠妈妈给了孙楠800块钱买了台冰箱，40多个人一起用！他们没钱买肉，顿顿吃红烧黄瓜、红烧茄子。 有一次孙楠打算煮饭吃，可是没米了，于是他想，先借一点吧。孙楠就和当时做老大哥的李杰开了口。结果，李杰二话没说就把米都拿给他了。可是他又没有做过饭，以为都给他了，他就可以都用上了，于是把所有的米全给洗了，结果好几斤的米就这样被孙楠全给洗坏了。他以为全都洗了以后就不用洗了，这不大不小也是个教训，让孙楠从此对粮食非常珍惜。 戴军：地下室走出许多大腕 戴军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北京人，只是觉得这里是暂时栖息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北京呆6年了，还时不常地搬来搬去。 刚到北京时，戴军住在磁器口附近的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里。在那里他认识到什么叫“地下音乐”，因为那里住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乐队，灰头土脸、营养不良、昼伏夜出。有个广西的男孩每次练鼓都会在鼓面上盖上毯子，怕吵到别人。 “地下室的日子真的不好，可是回想起来却一点都不觉得苦，那个地下室后来走出来很多大腕，像满文军、周迅啊……”回忆起还没出道时，那段对音乐和唱歌有梦想的日子，戴军唏嘘不已。 满文军：“霉”运之后星光灿烂 1986年，在有了些业余演出经验之后，满文军参加了第一届北京农村歌手大奖赛，竟然意外地获得优秀歌手奖，还领到300块钱奖金和一台骆驼牌的落地扇。后来因为他声音条件不错，被台湾饭店的夜总会老板看中，在台湾饭店里一唱就是4年。 这4年也是满文军生活最艰难、希望最渺茫的一段时间。他独自在北京闯天下，住在台湾饭店的地下室。他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录音机出去演出。每天就吃方便面、啃馒头，后来好多年他都不爱吃馒头，因为那几年吃“伤”了。当时他虽然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但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用，还要给家里寄钱，基本上攒不下什么钱。就靠他省吃俭用地省出来的钱，供弟弟去天津念完了中专。 林熙：那时最喜欢的事就是晒太阳 从小就酷爱音乐的林熙，几年前背着父母只身从上海来到北京，开始自己对音乐的探索之路。那时的她，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终年透不进几丝阳光的地下室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完成着一个歌手必经的褪变。“那是一个潮湿到连钥匙都会发霉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晒太阳。” 基督山伯爵曾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五个字：等待与希望”。所以今天的林熙，才能凭借华语乐坛首张“都会音乐”专辑唱游歌坛。她怀着天使一般单纯而透明的心，自由地翱翔在城市的上空。但是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音乐旅程最早是从地下室那小小的方寸之地开始的。 陈倩倩：难忘地下室里的“饿”唱 闯荡北京的许多人都会有一段很苦很苦的时期，陈倩倩也不例外。原本一直在山东念书，大学毕业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当时全国举行的《中华赛歌会》，一首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大获好评，拿了第一名，并且来到北京参加总决赛。就是那一趟北京之旅，给了陈倩倩到北京发展的念头。初到北京时，陈倩倩住在玉泉路的一个旅馆的地下室里，饿得不行了才吃点东西，省下的钱全都用来买CD。“我每天没事干的时候就在房间里唱歌，那时候，服务员都来听我唱，还让我签名，我很奇怪，她们对我说，‘你一定会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