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默克公司被缠绕在身的11500起涉及关节炎药物万络的诉讼案件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制药行业的另外几家公司也在为其他几个药品所引发的诉讼纠纷作着应战准备。原告律师们说，这几个得到广泛使用的药物或者具有隐藏性的严重副作用，或者被以不恰当的方式进行促销。

 

    与万络不同的是，这几个受到非难的药物现在仍然在市场上销售。它们包括：由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抗精神病药物思瑞康（Seroquel）；强生公司生产的避孕贴奥索-埃夫拉（Ortho-Evra）；惠氏公司生产的女性荷尔蒙治疗药物培美安（Prempro）；默克公司生产的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物福善美（Fosamax）。这些药物每年合计销售额近70亿美元，有数百万病人使用它们。

 

    参与这些诉讼案件的律师们表示，第一起涉及培美安的诉讼案件预计将在今年夏天进入审判程序，强生公司也已经开始着手调解一些与奥索-埃夫拉避孕贴有关的诉讼案件。

 

    处方药诉讼案将创产品责任诉讼标的纪录

 

    在每起案件中，原告律师们都在试图将他们的起诉与万络诉讼案联系在一起。他们声称，这些药物存在着生产商并没有对外披露的副作用。在已经审判的4起万络诉讼案件中，原告律师们赢得了2起案件。

 

    而制药公司则表示，他们并没有不当的行为。为制药公司进行辩护的律师说，制药行业诉讼案件的上升反映了原告在法庭上采取的策略上的变化，并非反映了药物的危险性。

 

    来自Orrick， Herrington &Sutcliffe法律事务所的一位辩护律师彼得·比克斯打了个比方：这就有点像在牧场上游走的牛群，它们啃吃着草地上最绿的一块，这块最绿的草地现在似乎就是后万络时代制药公司正在销售的药物。

 

    一系列的诉讼案件也正在促使制药行业采取防御行动。与此同时，由于公众对居高不下的处方药价格所发出的抱怨，再加上一些制药公司没有披露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临床试验中所获取的负面信息，制药行业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试图重塑自身的形象。

 

    原告和被告律师们都表示，针对处方药的诉讼案件也许将会创下最高的产品责任诉讼标的。原告律师们为了准备一起审判案，可能会花费数年的时间和数百万美元。但是，一次判决胜利往往就能带来千万美元的进账。

 

    去年，为了了结8000起针对精神分裂症治疗药物再普乐的诉讼案件，礼来公司同意拿出7亿美元进行赔偿。自1998年以来，为了解决减肥复合药物芬一芬（fen-phen）所引起的诉讼纠纷，惠氏公司已经花费了150亿美元。华尔街分析人士估计，默克公司要想了结万络诉讼案件，最终也许将付出100亿～500亿美元的代价。

 

    原告律师：打赢药品官司难度极大

 

    虽然福善美、思瑞康、奥索-埃夫拉和培美安仍然在市场上销售，但是，临床试验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接到的报告都表明，使用不当时它们会引发严重的副作用。在每起案件中，原告律师们都表示，制药公司隐瞒了那些表明会产生副作用的早期症状，并且不适当地对它们生产的药物开展了促销活动。

 

    Weitz &Luxenberg律师事务所是代表原告的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发动了针对制药公司的诉讼行动。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保罗·佩诺克说，这些公司在隐瞒药物副作用和促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它们在明知药物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攫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原告律师们说，虽然药品诉讼案件可能会带来博彩式的回报，但他们无法轻松地面对药品案件，因为要打赢药品官司难度极大。

 

    由于每年赢利高达几十亿美元，大型制药公司在为自身辩护时实际上拥有着无限的资源。案件常常取决于复杂的科学证据，而这些证据是难以向陪审团作出解释的。在律师们为案件审判作准备时，他们必须花费大量的财力和时间，询问证人，并分门别类地整理公司文件。在过去几年里，针对抗抑郁剂Serzone和糖尿病治疗药物Rezulin的诉讼案件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Seeger Weiss律师事务所的克里斯托弗·西格说，这些都是难啃的案件。在再普乐案件的调解中，西格先生是领头的几名律师之一。但他接手的惟一一起万络案件却以失败而告终。西格说：“我真的没有听说有许多代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正在从事这些工作，并说‘这是下一个巨大的赚钱机会’”。

 

    被告律师：原告律师为多揽业务引发诉讼潮

 

    但是，代表制药公司的律师们表示，这些处方药从来都是有安全保障的，诉讼潮的出现反映了原告们急功近利的思想。

 

    这些辩护律师说，过去10年中，代表原告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在石棉病问题上对美国有关公司提起了诉讼，他们从中获利不少。但是，石棉病引发的诉讼案件已很少了，这使得原告律师们要寻找新的目标。此外，代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从解决石棉病和烟草诉讼案中赚了个盆满钵满，现在，他们手中拥有了足够的现金和资源，可以从容应对即将要花费数年时间和数百万美元来了结的新的官司。

 

    为了多揽业务、多接案子，原告律师事务所会针对当事人大做广告。规模相对较小的律师事务所随后将原告客户转给像Weitz & Luxenberg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它们有实力为复杂的案子投入资金。一旦案件因调解或判决产生收益，小型律师事务所就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

 

    在几起减肥药案件中成功地为惠氏公司辩护的Reed Smith律师事务所律师芭芭拉·比尼斯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这些律师事务所会相互交流，他们都会粉饰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

 

    美国福德汉姆大学法律教授本杰明·齐普斯基说，药品诉讼案件的上升也许是因为联邦政府不鼓励集体诉讼，而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所致。在传统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案件中，提出索赔金额相对较小的成千上万名原告会被合并成一件单一的案子。但是，药品诉讼通常不会被合并成单一的集体审判案，每起诉讼案件都会被单独审理。

 

    诉讼可能给制药公司带来伤害

 

    代表原、被告的律师们都说，在下一波诉讼潮中，没有一起案件具有像万络案件那样的分量。在奥索-埃夫拉、培美安和福善美案件中，潜在的原告人数相对较少，病人人数为数千名而不是数万名。在思瑞康案件中，原告们即使赢得了官司，可能将不会获得巨大的损害赔偿金，因为他们都是精神病人，并且大多数失业，这就限制了他们能够获得的经济赔偿金。因为针对经济损失而作出的赔偿金额与当事人的收入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奥布赖恩先生说，与万络案件相比，那些案件论证起来更加容易一些。

 

    不管怎么说，即使诉讼案件不会在财政上给制药公司造成毁灭性的损失，也会给它们带来某些伤害。作为诉讼的一分子，制药公司必须将它们的内部邮件和文件递交给原告律师们。虽然文件常常是密封传递，但它们还是存在泄漏的可能性，或者会在审判过程中被公开出来。比如，在万络案件中，由于默克公司当时的首席科学家爱德华·斯科尔尼克在2000年对美国FDA所作的毁损性评论的一封电子邮件被曝光，公司的形象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转载自《医药经济报》）